隋、唐、宋大运河

周、秦、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同时，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较浅涩弯曲，通航能力较差。隋、唐、宋的运河不同，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

1、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因此，隋定都长安后，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汉。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便着手穿凿长安——黄河间的运粮渠道。

西汉时，因渭水运量很少，曾在长安黄河间凿过一条名叫漕渠的运河。后来，因东汉定都洛阳，粮食西运任务大减，漕渠由于失修，不久报废。隋朝只好重开新渠。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这一工程。他“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隋书•郭衍传》）富民渠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仓促成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只好再次动工，加以改建。

这次改建，要求凿得深宽顺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体积大，容量多。《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渠道必须又深又宽。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动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历渠道，观地形之宜”（《隋书•食货志》），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

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有重要作用。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关中大旱，但是无灾。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与发放300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今华县），这里的粮食，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砥柱为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通舟，人门虽可勉强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

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瓶颈”。于是，又有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下令“凿砥柱”。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很少进展，只好半途而废。

2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隋初定都长安。公元604年，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他认为关中与山东、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远，“兵不赴急”，应将都城东迁，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接着，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运河，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

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可分西、中、东三段。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到洛口与黄河会合。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河南荥阳西部）为起点，引黄河水作水源，向东到浚仪（河南开封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浚仪以下，与汴渠分流，东南走向，经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这是东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当时，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隋炀帝南巡江都，南粮北运进京，都过于绕远。况且从汴河入淮，必须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二洪“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经注•泗水注》），经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仪到睢眙，地势比较平缓，河床比降适度；同时，经此而接邗沟，与经汴相比，航程也缩短许多。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是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也需凿渠穿行这里。

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里。它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龙舟长200尺，上建四层重殿，高45尺，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深度多少，不见记载，宽度规定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宽为240尺，隋朝共有190郡，每郡管辖若干个县。其中只有44郡的辖县县平均户口在万户以上，而河、淮之间即有九郡（河南、荥阳、梁郡、谯郡、彭城、颍川、淮阳、汝南、汝阴等），可见这里户口的密集程度。

宛如一条大河。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四》）服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úlú逐卢]，浩浩荡荡，南巡江都。

通济渠工程浩大，施工时间仅用半年，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运河史上的奇迹，它反映了我们祖先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惊人的，由于凿渠和造船劳累过度，据《隋书•炀帝纪》载，“役丁死者十四五”，即约有40—50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通济渠凿成后，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3、山阳渎和江南河

山阳渎即古邗沟，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阳县（今江苏淮安）。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工程因陋就简，水道曲折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东汉末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太守陈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变过去绕道博芝、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来不及改造全渠。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在凿通济渠的同时，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又征调淮南10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浚深加宽渠道，修筑道路、离宫外，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这次扩建，便将南段折而向西，开了几十里的新渠，使其从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入江。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全线畅通无阻，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进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中经会稽郡治，南到钱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据说丹徒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吴国疏浚丹徒——曲阿间的河床，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镇江市）筑丁卯埭带，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在上述基础上，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里的会稽，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实指今东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大概也要效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下令穿凿不久，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也加强了与江、淮等地的联系。

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

4、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在隋朝，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万户中，几乎占了1/4。隋朝推行租庸调制，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等也多。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积极准备用兵辽东，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征辽基地，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拓展一条航运能力较大的运河，这就是穿永济渠。

永济渠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初曹操发展河北水运时，白沟的渠首工程是“遏淇水入白沟”。隋炀帝的新渠与曹操旧渠相比，埭是横截河渠上的建筑，用以防止河水流失，调整水面比降，提高航道水深等。三国始有关于埭的记载。

大业六年十二月，已是公元 611年初春。因此，江南河的穿凿应系于公元611年，而不能系于公元610年。

有两个重大改进。一是沁水源远流长，淇水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新渠的水源远比旧渠丰沛。这是新渠航道远比旧渠通畅的基本因素。二是旧渠在白沟、黄河之间筑有枋堰，由沟入河或由河入沟，舟船都必须盘坝或换船，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新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无须换船或盘坝，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

永济渠也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这是当时新凿的渠道。卫县以下经馆陶、东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中段，它以曹操时的故道为基础，扩展成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今北京市）为北段，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古潞河下游，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间。另一条是桑干水（今永定河）下游，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古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运河共长1900里左右，大体说与通济渠相当。这也是一条历时很短、不到一年便完工的运河。它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伐辽东，当时他就是乘龙舟到达涿郡的。伐辽东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输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虽然是五条运河，但由于它们的规格大体一致，组成了一个由长安—洛阳两都为中轴、成扇形、东南通余杭、东北到涿郡的完整的运河网，实为一条运河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运河网把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紧密地联在一起，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繁荣，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隋炀帝兴建这些工程，虽然多从他本人需要出发，并给当时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灾难，但后人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便是这样认为的，在《汴河怀古》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龙舟水殿事，与禹论功不较多。”

5、唐朝的运河工程

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

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称汴河。唐在汴州（今开封市）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朝政府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政府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

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今开封市）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汴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

可达秦晋，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

6、宋朝运河新体系

梁、晋、汉、周、北宋都定都汴州，称汴京。北宋历时较长，为进一步密切京师与全国各地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新的运河体系。它以汴河为骨干，包括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合称汴京四渠。并通过四渠，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已东移至卫州境内）。

五代时，北方政局动荡，频繁更换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北宋时，政府对南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修和治理。例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河决口，宋太宗强调说：“东京（宋以汴京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养甲兵数十万，居民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他率领百官，一起参加堵口。

不过，为了这条运道的畅通，北宋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河水多沙，自隋经唐到宋，经几百年的沉积，河床已经高出地面，汴河极易溃堤成灾。北宋政府深知汴水无情，治汴工程丝毫不敢放松。它组建了一支维修专业队，负责平时汴河的维修和养护汴河大汛，则立即出动禁军防汛。大修时，发动沿河百姓参加。为了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它在汴河两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到可以冲沙的地步，开了后来“束水攻沙”的先河。

惠民河是经北宋初年多次动工修建的一条运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潩[yì异]水（浍河）为水源，开渠将它引向京师。下段自汴京南下，改造蔡河干流而成。惠民河的重要性仅次于汴河，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税粮，可从此河调入京师。广济河因河宽五丈左右，又五丈河。其前身是唐朝开的湛渠，下接白马沟和济水，可通齐鲁之运，也可分泄汴河的洪水。北宋对它进行多次治理，在漕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凿的一条河道，它以郑州、荥阳间的几条小水，如京水、索水、须水等为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经四渠调入汴京的粮食共550万石，其中400万石取道汴河，约占72％。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调入汴京粮食共676万石，其中575万石取道汴河，约占82％。汴河南接扬楚运河，粮食多从南方转运而来。

水源，凿渠向东到汴京。它除了给广济河补充水源外（从汴渠上架槽通过），还为京师提供较为清澈的生活用水。除汴京四渠外，为了改善漕运，北宋又分别在江淮和江汉间，也进行运河建设。

扬楚运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运河。这三条运河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粮道，即江南运河将主要产粮区太湖流域的税粮运出，然后经扬楚运河、汴渠入京。江南运河的航道基本上良好，无须大修。但扬楚运河及扬楚运河与汴渠之间的航道，都需要作较大的改进。原来汴渠与扬楚运河并不直接相通，由扬入汴，舟船还要走一段较长的淮河河道，而这段河道滩多水急，常常损坏漕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北宋前期，先后进行三次施工，傍这段淮河的南岸，从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东北的龟山镇，凿了长约150里的运河，避开了这段险滩。扬楚运河的突出问题是水枯河浅，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长达200里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10座石闸，进行有控制的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扬州等地，利用当地自然湖泊，改造成为运河的水柜，以接济运河用水。

除太湖流域是北宋的主要产粮区外，四川和两湖的农业生产，也占有一定地位。如何调运这些地区的税粮入京，也是北宋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绕道扬、汴，路程太远；从襄樊陆运，效果太差。经过酝酿，北宋统治者决定穿凿第二条江淮运河。按照计划，这条水道西起江陵，凿渠向东，经潜江境与汉水会合。下一段是利用汉水及其支流白河两条自然水道。白河与淮水支流澧水很近，如果在这两水间再凿一条运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达汴京城下了。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即江陵——汉水之间的渠道凿通了，使江、汉之间的水运“大为利便”。但白、澧之间因为地势稍高，经过两次施工，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船，功亏一篑。今天，人们掌握了建造高坝技术，可以将白河的水位提得很高，这里便不再成为通水通航的障碍了。计划中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其中有一段就取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