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

编者按：

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雄踞于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今大运河历史已延续2500余年。

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揭牌，扬州与运河沿线的35座城市结成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联盟，共同发布了《世界运河城市扬州宣言》，解决了沿运河8省市“各管一段、分省而治、各自为政”的问题。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对于如何从流淌着的遗产中挖掘活的历史，总书记也给出了答案：“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示，4月20日，洛阳师范学院和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大运河委员会在河南洛阳联合主办了“大运河文化论坛”，论坛的召开对推进隋唐大运河的活化、保护、利用与开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论坛上，洛阳师范学院校长梁留科、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李金陵、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喜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肖爱玲、河南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宋军令等七位大运河研究专家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进行阐述。下面我们就将专家们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以飨读者。

■史俊庭

梁留科：对大运河文化带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明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晰大运河作为我国第一条以文化建设为指向的带状发展战略。

大运河河南段文化遗产概况与存在的问题

大运河河南段是指隋唐大运河的主干道通济渠和永济渠，是中国大运河的核心区域，是隋唐时期国家水路交通的命脉，承担着重要的漕运功能。在中国大运河的58个世界文化遗产点中河南有7个，分别是洛阳市的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通济渠（汴河）郑州段、通济渠（汴河）商丘南关段、通济渠（汴河）商丘夏邑段、永济渠（卫河）滑县——鹤壁浚县段、浚县黎阳仓遗址等。

相比分布于特定区域内其他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线路长、范围广、点段多，保护、传承和开发工作的任务非常繁重。目前，大运河河南段绵延657公里，保护规划范围面积共493.9平方公里，遗产分布点涉及11个地级市和省辖市（县），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部署和管理。与中国大运河沿线其他省份相比，河南段研究起步晚，各地市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开发工作应注意运河功能延续和运河遗产保护相结合、河道历史内涵与现代面貌相结合，需要相关行业专家和政府部门共同协作，但目前这些还很不够，部分河段的保护甚至存在不沟通、不协作的状况。

与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等历史建筑群不同，大运河遗产类型丰富，特别是隋唐大运河，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技术、自然等于一体综合性社会生态系统，很难以某一种遗产类型完整准确概括，这使得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领域的一个独特的重要案例。

同时，大运河与沿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运河河南段在进行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工作中，势必会牵涉众多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因此，如何在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中，认识大运河的文化、生态、经济价值和优势，建设集生态、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廊带，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智慧性的难题。

构建大运河河南段文化遗产保传利系统

做好大运河建设首先是构建大运河河南段文化遗产保传利系统，该系统包括：以“保护先行、保传一体、传利结合”的理念为指引，构建以恢复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为基础的保护体系，以活化文化基因、展示文化遗存、延续文化脉络为纽带的传承途径，以创意性开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支撑的利用模式。

其次是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梳理，对大运河河南段现存文化遗产按照核心遗产、关联遗产和影响遗产三个层次进行分类，摸清大运河河南段文化遗产分布现状。采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进行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的综合评估，构建多主体、多要素、多手段、多层次、多领域的保护体系，从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的恢复性、抢救性、预防性保护等层面提出具体保护措施。

再次是从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三个层面入手，挖掘运河文化内涵及旅游文化价值，提炼运河精神，甄别运河文化传承对象。以运河文化传承问题为导向，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运河文化传承的关键影响因素，从活化文化基因、展示文化遗存、延续文化脉络等方面找出文化价值传承的现实途径。

最后是通过辨析文化与旅游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挖掘文旅融合的内涵，识别文旅融合的动力因子，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找出文旅融合的“融点”，形成理念、管理、资源、产品、技术、产业、服务、功能等8条文旅融合路径。摸排评估文化资源，根据其文旅属性，整合大运河文化带文化资源，构建运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分析文化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类别繁杂、空间离散、载体缺失等制约因素和市场供需失衡、文旅产业相互渗透低、区域协作困难等瓶颈问题，创新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从创意性开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角度系统构建大运河河南段文化资源利用模式。

大运河河南段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对于大运河河南段的文化建设，要在省级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以规划为引领，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做好文旅融合，全面做好保护、传承和利用三篇大文章。

第一是通力协作加强遗产保护，成立大运河河南段遗产保护工作小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统筹运河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利用工作，选定特定区域，建设运河文化公园，对选定地点的河网系统、码头、桥梁进行全面保护，恢复性保护运河的水工建筑物、粮仓、运河人家、运河古城、运河古镇等。多界联合推进价值传承，共同打造运河文化传播平台，联合推出一批运河文化项目，活化运河历史文化，输出文化产品，共同讲好运河故事，宣传运河优秀文化，以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聚焦和紧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合打造运河文化旅游品牌，联合发展运河文化产业，联合构建运河城市带，共筑运河沿线文化产业带和经济增长带，努力将运河带打造成为生态大长廊，建设文旅融合的示范线路。

第二是设立“河南省大运河产业发展基金”，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和安全稳健投资的原则，推动形成省级和地方政府资金引导联动、各类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投资模式，聚焦重点领域、扶持优质项目，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多样性、专业化、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保障，不断做大、做强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

第三是建设“大运河河南段生态保育带”，加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等沿线湿地保护修复和生态防护林建设，大力开展防沙治沙，建设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加强运河遗产周边景观林带建设，建设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产业廊道，推动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一体化发展。

第四是加强大运河河南段文化研究工作，集中河南优势科研力量，组建科技、文化、经济、社会等跨学科研究团队，加强隋唐大运河文化研究工作，有计划推出一批重点研究项目和一系列精品力作。目前，洛阳师范学院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主动担当、献智献策，同时成立了大运河研究院，集全校之力，开展课题攻关，潜心钻研大运河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还先后举办隋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座谈会、大运河文化论坛等活动，有力推动了大运河（洛阳段）文化带建设的发展。

第五是加强舆论导向与宣传，要全民动员、全员参与，组织力量加大对隋唐大运河文化的系统全面解读，高标准建设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强化隋唐大运河这一国家文化符号，增强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营造出全社会关心、支持隋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良好氛围。

吴欣：大运河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是运河研究的兴起阶段，研究对象以运河本体史研究为主，国外学者则更多关注漕运和交通问题，研究成果多以论文为主且偏重于历史研究。第二阶段从1980年到2012年，是运河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领域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水利及历史地理学界研究运河本体者居多。第三阶段从2012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至今，应用类的研究占据更多的份额，运河学科理论逐步形成。

对大运河进行学术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运河作为“一带一路”连接点的作用，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可以提升运河及其区域社会规划与发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可以突出运河人生活的特殊性价值和意义。

目前，大运河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第一，作为国家策略与制度的大运河，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程。运河开挖、线路的改变、漕运、河工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制定与变化，形成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发展脉络和整体趋势。第二，作为沟通渠道的大运河，如何在经济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及文化融合沟通等方面，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特性的形成。第三，作为工具与文化符号的大运河，如何影响其流经的区域形成一套区域发展的内在运作机制、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进而形成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特质。

王健：江苏省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非常重视，但在建设过程中，现有的大运河文化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的可持续性，传承保护与发展利用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建设过程中的统筹协调能力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矛盾，建设的目标要求与具体实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建设存在诸多不平衡性，直接制约着运河文化建设的整体推进速度和建设水平。

大运河文化带在建设过程中，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大运河的历史地位、精神研究，大运河与中国区域历史发展重心的空间转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问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如何实现从地理空间走向文化旅游空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研究、多规合一、如何协调，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治理体系的探索建设，近代大运河研究，大运河运河航运地位及其未来走向等。

目前，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个是脱离运河本体谈运河，或炒冷饭，常识性重复。为此，应该整合全部研究资源，展开协同创新。

第二个是基础研究没有受到重视，研究的不足导致在文件、报告、规划、论文、宣传、报道等方面的错误较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表面看是应用决策问题，但实际上都涉及到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决策咨询的根基所在。

第三个是对大运河文化带研究的简单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文化工程，牵涉到地理、资源、环保、交通、水利、文物、遗产、文化等许多基础研究、综合性的学科，其中的问题纷繁复杂又博大精深，不能作为一般的应用专题，必须建立团队、集合专家学者做长期研究。

李金陵：全国共有2100多座古城镇，其中281座正在打造。民生最重要，打造古城功在当代惠在后世，27亿元打造的台儿庄古城市值200多亿，去年国庆一天就盈利1000万，济州古城如果打造成功能带动五万人就业。

由于济宁没有地理上的优势，所以很多人提倡重新打造济州古城。目前，济州古城项目已开工建设，标志着作为运河之都的济宁，在保护、开发、利用运河文化资源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济宁因运河而生、而兴。建设济州古城，打的就是运河文化的牌子，把运河水文章做好。济州古城的水系建设不仅要与大运河连接起来，而且要打造通往运河河道沿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把济州古城建成具有水运灵性的特色古城。

在济州古城的建设上，建筑样式要融合南北，建筑质量要立足高点，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力争建造百年甚至千年运河古城，确保济州古城成为一张闻名遐迩的名片。

济州古城要搞好建设定位，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底蕴，丰富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为突出济宁地方特色，要认真学习建筑史料，质量是根本，仿古建筑仿古要像古，确保建成有地方特色的济州古城。

在生态层面上，济州古城应体现出亲水滨水的自然风情，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运河水文化成为具有识别性和认知感的重要标志。

济宁历史文化悠久、名人辈出，在济州古城应建一处历史文化名人长廊，成为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地，成为游客驻足观赏、汲取文化知识、学习古代圣贤的场所。

陈喜波：北京能够成为首都，主要是因为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处于东北、蒙古和中原三大地区交汇地带，能够同时通往蒙古高原、东北及中原地区。

北京对运河的需要并非因为首都，而是自古有之。从北京的位置来看，北京东南多是沼泽地，而且北京的水含钙量高。同时北京还是军事重地，打仗时要从山东将粮食海运到北京，所以北京古代需要运河。

从秦汉到北朝，北京是中国的边疆防线。隋唐两朝为了打高丽往北京运粮，再运到东北。辽金时代，来自山东和河南的粮食也主要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元明清时代，除了粮食之外，建设北京的各种物质也都是通过运河运抵北京的。

北京的运河文化主要分为四方面的内容：漕运码头、仓储重地、发达商业和张家湾的客运码头。对于北京的运河文化，要立足漕运码头，展示其演变的历史剖面，体现通州漕运码头的城市形象。仓储重地则分为位于北京城的京仓和位于通州的通仓，承担着北京的粮食和物质储存。同时，北京明清乃至今天发达的商业，大运河是功不可没的。在明代，大运河的畅通，使得全国的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向北京，让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作为客运码头的张家湾，不仅是运河的枢纽，还是京城的送别之地。

目前，北京拥有展现中华文明的三大历史文化杰作，分别是北京城、万里长城和大运河，而大运河则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典型案例。因此，大运河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肖爱玲：春秋之前，运河更多是利用自然水道运输、交通。春秋战国时期，运河以疏浚自然河流为主，开凿目的更多是军事用途，曹魏和六朝所兴修的运河与此类似。

秦、隋时期运河的修建增加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因素，运河线路选址、开发技术有较大突破，被赋予政治、军事色彩，经济发展则为次要目的。

北宋、元明清各时期亦以漕粮为主，促进地方经济繁荣为辅，运河开发区域、线路走向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及其空间演化基本一致，均有由东西向到南北向的发展态势。

在世界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原则下，不能人为地割裂运河文化的整体性及连续性，中国运河本应是一个整体，不应受行政区划影响。因此，中国运河除了人工水道，还应当包含连接人工水道的自然水道。都城与运河紧密相连，都城中的运河文化要素以及运河沿线都城文化现象应该成为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部中国运河史是一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史，中国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单单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我们应当从运河文化遗产的物质结构、社会功能和视觉景观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维护其社会功能的方式、方法，以延续中国运河文化脉络和精神传统。为此，应当尽快建设中国运河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深入挖掘中国历代积聚而成的、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内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

当然，历史时期运河开凿的目的和主要功能在当前已渐行渐远，在保护运河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应注意在发挥运河基本运输功能的同时，结合新时代绿色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需求，促进运河功能提升。

宋军令：在大运河的沿线，分布着大量的名镇、名村。乡愁文化应该是河南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文化、主要文化。大运河文化的本体应该是基层文化、群众文化，而不是比较受关注的运河沿岸的大城市文化。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和传统村镇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沿线地区乡愁文化的振兴，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

在过分强调城镇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村镇的发展面临着很大问题，调研数据表明传统村落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数据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根基就在农村。传统村落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因此，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大运河建设带动沿线地区发展的主要内容。

目前，河南大运河沿线传统村镇发展现状呈现三个空白，一个是世界知名传统村镇旅游目的地空白，第二个是乡村文化复兴示范点空白，第三个是中原乡村文化集中展现地空白。

国家提出文化带的三个定位：文化带、旅游带和生态带。结合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个人呼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务实，要接地气，要有大量的现实载体去推动文化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