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会通河）临清段

隋朝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简介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工程，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隋朝运河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时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黄河南岸的通济渠工程，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行向东南，进入汴水，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通济渠又叫御河，是黄河、汴水和淮河三条河流水路沟通的开始。隋朝的都城是长安，所以当时的主要漕运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黄河以北开凿的永济渠，是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河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芦沟(永定河)，直达涿郡(今北京)的运河。

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盛产粮食，但京师地处北方，因此漕运也就成了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大车、肩扛人挑，速度缓慢，运输量小，耗费极大，而海道运输极受地理条件限制，因此开凿运河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元代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的开凿，使大运河从江南直通大都(今北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会通河是指自元代东平路须城县之安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过东昌路，再西北达临清之会通镇与御河(卫河)相接的一段河道。也就是今天穿越聊城市境的京杭大运河。

【注】元代以前聊城是博州州治。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改革全国行政区划设置，改州为路，原博州改名东昌路总管府，治聊城。东昌作为境内建制名称，始见于此。

会通河与济州河

元朝运河山东段

元初，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改称大都，使全国政治中心移至北方。由于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发展滞后，而同时期的南方则获得新的开发，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量的粮食、布帛丝绸等需从南方运往大都，以供京师之需，仅靠陆路运输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故河道漕运显得尤为关键。但自南宋末年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溃决，导致原有的运河河道大多淤浅不能通航。到元朝初年，南北诸运河只有江南运河、淮南运河以及御河部分河段能较顺利行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由江南运粮到大都，大费周折。

元初的漕运路线大致是这样的：江浙一带的漕粮沿着江南运河北上入淮河，在淮安由淮河转入黄河之后溯流至中滦镇(今河南封丘西南约三十里)，在这里卸船装车，转为陆路运输，到达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装船入御河(今卫河)，运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

如此这般水陆相交，反复装卸，费时又费力，况且这一路虽以河道为主，但河道迂回曲折，运行不畅。因而，尽快在原有的这些运河基础上去弯取直，开凿直穿山东而取直北上的运河河道，使南北实现直航，成为元初统治者们亟待解决的大事。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官员纷纷献计献策，敦促朝廷尽早下决心整修河道。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上书曰：“今南北混一，宜疏浚河渠，令远方贡献京师者，皆由此而达，诚万世之利。”这个建议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忽必烈果断下旨，开凿济州河。

开凿济州河的工程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第二年便全线完工。整个河道，南起济州(今山东济宁)，北达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镇，全长150余里。济州河开通后，输运入京的物资便可以先由大清河运至利津，从那里入渤海，出海后沿海道转运至(天津)直沽，这样比原来经河南走御河大为便捷。

可好景不长，连接济州河段的重要环节─—大清河，其入海口为泥沙淤积，通航不便，这样便不得不废弃大清河航道，船只通过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后，只能航行到东阿，从东阿改用陆路把漕粮运到临清，之后再转用水道从御河抵达通州。如此下来，要经过水陆运道的两次周折，十分不便。尤其是从东阿到临清这段路，虽然只有二百多里，但必须役使一万三千二百多民户来运粮，而且茌平一带，地势低平，每逢夏秋霖雨，便会泥泞不堪，车马阻滞、输运艰难，负责运粮官员叫苦连天，役民也苦不堪言。

这样，在开凿济州河之后，如何解决由东阿至临清这一段路运的困难又提上了元政府的日程。对此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奏请朝廷开凿一条连接御河与济州河的运河。再开凿运河，其是否可行呢?在这之前，元廷曾在山东半岛开凿一条从胶州至莱州的运河，但开工后遇到了困难，这一带地层岩石非常坚固，不能深凿，这便使得河水太浅无法行船，于是只好放弃。如今，在山东境内开凿运河，从东阿到临清这段是否有开凿的可能?况且开凿运河，动辄耗资巨万，费时费力，绝非儿戏!这些问题迫使忽必烈对待这一问题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多次令朝臣与一些水利专家集议，力图万无一失。

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水利方面有过人之智。他小时候就喜欢观察自然界，极好探索事物的奥妙。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被推荐到朝廷，面对忽必烈的召见，年轻的郭守敬陈述水利六事，娓娓一席话让忽必烈赞赏不已，任命其为提举诸路河渠，后又历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监、都水监，先后主持修复了西夏古渠、大都诸项水利工程。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提出开凿通惠河并主持整个工程。郭守敬重视实地考察，严谨认真，在开凿诸段运河的过程中，他都要进行实地勘察和测量，绘制地形图，制定工程规划，并注意科学组织施工。他在实际工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中国运河开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掌管水利、河务等事务官员的郭守敬，对开凿新运河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其实，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委派郭守敬勘察新运河河道时，郭守敬便考察了河北、山东的河道，并绘制了济州、东平等地以及泗、汶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

根据上述形势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太史院令史边源、寿张县尹韩仲晖向朝廷建议：自安山穿渠至临清通御河。经朝臣集议，次年十月，丞相桑哥再次提出此议，忽必烈表示同意。为求稳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又进行了实地考察。路线图等问题确定后，忽必烈乃下诏拨出钞币万贯(旧时钱千文称一贯)、米四万斤、盐五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三万人，委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动工，仅用半年时间，六月告成，总共用工计二百五十一万余人。这条新的河道，南起须城(今东平)安山之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市)至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修建闸门三十一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因这条运河起于须城安山，初名为安山渠。河道开通以后，河渠官张孔孙等人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忽必烈对此河的开通也十分高兴，亲自赐名为“会通河”。

在开凿会通河时，需要引汶河、泗水入济州，都水少监马之贞独到地设计改造了双虹悬门闸，从而不仅能分引洸水，而且能抬高水位。同时又在汶河、洸河交汇处筑拦河堰，束汶水三分之二入洸河，这样即使在冬春枯水季节，也可畅通无碍。

针对会通河地势高昂的地形特点，为控制水势，在整段河道设置了会通镇闸、李海务闸、兖州闸、安山闸、济州闸等闸门三十一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会通河成为我国人工运河中较早以多级船闸调节运河水深的运道，故又有“闸河”之称。

为了保证山东段运河的畅通，加强对会通河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水事宜，元政府撤消原来的济州漕运司，改由江淮都漕运司管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中书省大臣马之贞上书说由于下雨的原因，河岸崩塌，运河河道淤浅，应该加以修整疏浚，奏请朝廷调拨三千输运站户，专门负担这项徭役，让他们采伐木材、石头以备用。元廷批准，并责成都水监派一官员巡视，监督这项工程，把土筑的水闸换成石头水闸，根据各处具体情况的缓急程度，安排先后次序进行施工。会通河各石闸相继建成后，元政府在每闸之处设闸官数人专门管理开闭闸门和指挥船只通航过闸。

会通河的开通促进了临清的繁荣

内河航运的开通，促使运河城镇进一步繁荣。每当漕运季节，就会看到运河上舳舻相接、樯桅高耸、白帆点点、百里不绝，十分壮观。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上的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梨、枣等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说：“舟楫万里，振古所无。”这一时期新兴的商业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运河沿岸。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有酒肆、茶馆、公廨、寺观等。街道中乘骑、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随着济州河、会通河的相继开通，岸边的济宁、东平、东昌、临清等城市逐渐崛起为元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宛若一串镶嵌在济州河、会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临清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会通河开通后，临清因为位于运河岸边而逐渐发展起来。

临清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仓上迁到会通河、卫河交汇处─—临清闸，另建新城。临清很快发展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到万历年间(1573—1619)，临清有布店七十三家，绸缎店三十二家，杂货店六十五家，纸店二十四家，典当铺一百多家，粮店一百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在临清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商人─—史称“徽商”，其次是“晋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山西、陕西商人的“联络处”。谚云：“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苏杭”指苏州、杭州;“临张”指临清、张秋。

大运河临清段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开凿至今一千六百多年，

临清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点段包括两段河道、两个遗产点：

两段河道─—南段为明运河(俗称“小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头闸(板闸)，此河段共6.8公里;北段为元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闸，此河段共1.2公里，两段河道总计八公里。邱屯枢纽至头闸段小运河河道走向未发生变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态保护良好;元代会通河段共计一千二百米，有元代临清闸、会通闸和隘船闸，还有月径桥、天桥等历史建筑，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

两个遗产点─—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

两段河道总计八公里，明代运河(小运河)河道走向未发生变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态保护良好;元代会通河段共计一千二百米，有元代临清闸、会通闸和隘船闸，还有月径桥、天桥等历史建筑，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

鳌头矶

鳌头矶

中州古城区─—鳌头矶北侧是元代会通河，南侧是明代会通河(据刘英顺绘图修改)

2001年鳌头矶建筑群被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鳌头矶位于市中区会通河分叉处，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此处原为元代运河与明代运河交汇处的一座石坝，石坝上所筑古建筑为鳌头矾，鳌头矶建筑群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原为道观“弘润庵”，清乾隆年间建‘登瀛楼’(望河楼)，清咸丰七年增设‘甘棠祠’。

临清古城，西有卫运河，北有元代运河，南有明代运河，这块四面环水的古城区，被称为“中州”。在中州中会通河两支分叉处最高，状如鳌头，被称为鳌头矶，而两支会通河上的四处河闸像鳌足，广济桥在鳌头矶之后，像鳌尾。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独占鳌头是才华横溢者的象征，是志向远大者的追索，古代科举制度时把独占鳌头称为中状元，据说，皇宫石阶前刻有鳌的头，只有状元及第时才可以踏上，后人便把那些占首位或第一名的人比喻为独占鳌头。临清的鳌头矶就是取其意而喻之。

明代书法家、临清人方元焕特为鳌头矶阁楼题写了“独占”二字，赋予“独占鳌头”的意境;康熙皇帝南巡曾在此处登岸，为鳌头矶阁楼亲题“鳌头矶”三个字。随后，鳌头矶就成了这个阁楼的名字了。如今，康熙登岸处镌刻的石碑还在，康熙亲题的“鳌头矶”三个字虽历经风霜，依然风貌宛然。

穿过鳌头矶的门洞，首先看到的是“古砖陈列室”，里面展示的是历史上临清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古砖陈列室收集了明代成化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临清烧制的青砖，临清砖是营建北京皇城的重要建筑实物，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墙用砖，以及明代修建的北京十三陵和清代修建的东陵、西陵等皇帝陵寝用的砖，绝大部分是临清烧制的。临清砖以“击之有声，断之无孔，不碱不蚀”而著称于世。五百年悠悠岁月，紫禁城的灯火明明灭灭，运河岸边的皇窑、官窑红红火火。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两代，临清共计384个窑，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所载“岁征城砖百万”，可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大。临清砖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与精神积淀，与紫禁城一道，永远地铭刻进了历史之中。

鳌头矶古砖陈列室

自陈列室出来向南，拾级而上登上登瀛楼(望河楼)，大运河像一条玉带在楼前飘过。望河楼内东西山墙上分别悬挂着两块大匾额，这两块匾原在卫运河“避雨亭”上，此亭传为清代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在此亭避雨而后人建亭以示纪念。

一块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临清直隶州知州张度书写的“汶卫津梁”。“汶卫津梁”四字为正楷书，端庄而洒脱，笔笔颇具功力。一块是康熙年间临清知州王毂书写的“沙丘古渡”。“沙丘古渡”四字为行书体，苍劲雄浑，神韵丰满，不失为一书法艺术的佳作。

鳌头矶登瀛楼(望河楼)“汶衛津梁”临清直隶州知州张度题

鳌头矶登瀛楼(望河楼)“沙丘古渡”临清知州王毂题

从望河楼转而登上观音阁，极目远望，运河、绿树、街道、行人尽收眼底。正前方是登瀛文化广场，画坊、曲廊、石桥、流水、花坛、喷泉历历在目。

观音阁建在台基之上，砖砌台基，高五米，九米见方，下方辟有门洞贯通。观音阁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歇山卷棚顶，上覆筒瓦，四角飞挑，木格落地，与望河楼相映成趣，浑然一体。

鳌矶凝秀坊

鳌头矶门前是登瀛文化广场，广场上立有一座四柱牌坊，坊额是“鳌矶凝秀”。

中州古城区如今被两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包围，整个古城区也划入世界遗产缓冲区保护范围。历经几百年风雨，至今仍有大片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下来，其中有冀家大院、孙家大院、汪家大院等十余处古民居。

临清运河钞关

大明通行宝钞

临清运河钞关遗址位于今临清市城区青年路西首南侧，鳌头矶之南三百米处的大运河西岸。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清运河钞关是全国唯一的一处钞关旧址。钞关是明清时期，政府在内河航线上设立的征收船税的机构，创始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规定在南北两京之间的运河沿线，分为五段─—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济宁、济宁到临清、临清到通州进行收税。

明朝称纸币为钞，最初征收的是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故称钞关。后来也征收铜钱和银两，但是钞关的名称未变。这些钞关都直接隶属于户部，户部在各地设立“户部榷税分司”管理收税事宜。

明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沿运河择“商贾舟车之会”，设钞关十一处。临清钞关为其中之一。同时设立的还有漷县(今通州漷县)、济宁钞关、徐州钞关、淮安钞关、扬州钞关、上新河钞关(今南京)、浒墅钞关(设于苏州西北)、九江钞关、金沙洲钞关(广州)、北新钞关(设于杭州城北十里外水陆要冲北新桥)。皆“置署命官，以榷其利”，“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

临清钞关最初有强制发行纸币的任务，具体办法是：过往船只在以银纳税后，还要再以同样多的银子换取同样面额的大明宝钞。但不久，纸币发行失败，仍行金属货币。

明宣德十年(1435年)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户部榷税分司”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其署形制颇大。临清户部榷税分司(钞关)初建时系一建筑群，自运河而西依次建为南北三进院落，内有正关、阅货厅、牌坊、玉音楼、正堂、后堂、仓库、仪门、巡栏房、舍人房、船料房、后关、官宅等。

明隆庆元年(1567)“榷关主事刘某呈买北邻民房五十余间拓之”，使房舍终达四百余间，占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清乾隆十年(1745)，临清知州王俊奉山东巡抚喀尔善令重修。临清钞关停废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鲁北民团军指挥部驻防其间，指挥赵仁泉增建舍宇，形势益复崇焕”。

现原址存有仪门、正堂、南北穿厅、“舍人房”等三十余间，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内存明清刻石数通。

临清“户部榷税分司”置署之初，建有玉音楼，楼上刊刻宣德皇帝专为各地钞关频布的圣旨。圣旨明确规定：“南京至北京沿河船只，除装载官物外，其一切装载人口物货，或往或来，每船一载按其料数若干，程途远近，照现定例纳旧纱。著有风力御史及户部官，分投于紧要河道处所监收。如有隐匿及恃权豪势，要不纳钞者，船没入官，仍将犯人治罪。若空过船只，往回不系揽载者，不在纳钞之例。”

为防越关逃税，阅货厅前的“河内为铁索直达两岸，开关时则撤之”。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又于钞关前建浮桥，并另设七处分关，分别稽查水陆船货。这七处分关分别是：

1、前关，在关署前，稽查会通河来往空重船只，鉴盘货物，验票放关。

2、南水关，距正关六里，稽查卫河来往空重船只，鉴盘货物，验票放关。

3、北桥关，在今舍利塔南约一里处的卫河岸边，距正关八里，稽查南北来往空重船只，验票放关。

4、德州分关，距正关旱路一百八十里，水路三百三十里，查收正关以北由水路到德州的一切货税。

5、魏湾分关，距正关旱路六十里，水路七十里，查收东昌等处绕道的一切货税。

6、尖庄分关，距正关旱路五十里，水路九十里，查收一切绕道货税。

7、樊村厂分关，距正关旱路二十里，水路三十里，查收一切绕道货税。

万历二十四年(1596)闰八月，“又于卫河广济桥东岸建验货厅，以免卫河商货调至关前查阅之苦”。

乾隆六年(1741)二月，曾对钞关所设分关口岸进行检查。经查德州、魏家湾、尖庄、樊村厂四处分关皆系“相沿已久，并非近日增添，自应照旧设立，奉部覆准”，其他予以撤除。并规定今后所有分关口岸的设立，都要报户部审批备案，凡有私设，则为非法。

临清钞关初由“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料商税”，间有“郡佐(临清州知州)兼领”。弘治初“户部出主事一人莅之，一年更替……景泰以来屡以文武重臣奉勅临莅，天顺(1458—1464)间以中官运亨通镇守”。“顺治间设满汉各一员并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专委临清州管理”。查《临清直隶州志》，自明成化至清乾隆五十年(1785)，先后主持临清钞关事务的官员达四百多人，按姓名、籍贯依任职时间先后一一详列。

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规定，各钞关要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只有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其纳钞。临清、北新两关除征收船料钞外，还要兼征商税(后来各钞关都是船料钞和商税兼收)。所谓船料，是船只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宣德四年规定，每船百料收钞一百贯。景泰时减至十五贯。至成化时，因为船料难以核定，又依船头广狭为收税依据。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发卖者，要纳全税。在四外各地发卖者，临清先税六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卖货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即发红单，注明某处发卖，给商人执至河西务、崇文门，再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其所榷本色钱钞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

明弘治初，临清钞关“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

明万历时，沿运河主要钞关有北京崇文门、天津河西务、临清、九江、苏州浒墅、扬州、杭州北新、淮安八处。万历六年(1478)，临清关岁征八万三千二百两，居八大钞关之首。而山东一省税课折银只八千八百六十两，仅及临清一州的十分之一稍多。

钞关是我国海关的雏形，其职能除“监收船料商税”和货税外，还有稽查的职能。要协助各地查稽逃犯、检查过往官员的通行证明等，还要对日、朝、意、英等外国使船进行检验勘合。

今临清钞关遗址存立的《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记载，钞关内还设有造币的溶炉，以便将收敛的散碎银两溶化重铸。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宣统二年(1910)的二百三十八件有关临清钞关税银收支的春折，皆系时任山东巡抚所撰，收支、节余、运费、火耗(范铸银币的损耗)等一一详列，清楚了然。

《重修户部安司公堂记》碑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1988年在原钞关遗址出土。《中国货币史》一书记载，临清于清顺治元年(1644)设宝临局铸造钱币。时铸币局皆设在省会城市，一般省各一个。只有山东例外，有两个，一为宝济局，在济南;一为宝临局，在临清。宝临局是清政府设于州县的唯一一个铸币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临清当时的金融中心地位。《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的出土意义重大，它补了临清造币史的史缺，将临清造币的时间提前了一百二十四年。

宝临局顺治通宝

宝临局康熙通宝

临清钞关的设立，为明清两代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也给临清工商业带来了很大冲击。明成祖朱棣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其意即在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清至东昌仅百里，东昌至张秋只九十里，张秋至济宁仅二百里，层关叠征。”加之乱罚款、乱摊派、乱征求资助之事，几将临清工商业推向崩溃的边缘。明弘治时，大臣倪岳上疏说：“户部官员出理课钞，其间贤否不齐。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划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铢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动科罚。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稍有不从，轻者重加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边船拆毁，客商船只号哭水次……其科罚者……率皆供名入己，……此等官既出部委……是以肆无忌惮。”至万历时，两宫三殿火灾，营建费用不足，开始增设矿税。于是，百税杂出，征税中官遍布天下，临清马堂为害尤剧，“遂致商贾闻风裹足”，对临清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至有以王朝佐为首的“临清民变”。在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两人。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家，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闭门四十一家。乱派强征，代亦有之，不过轻重这别。

自明宣德四年(1429)临清钞关初置，中正统及成化间曾两次罢废，景泰初及弘治又两次恢复，临清钞关作为明政府沿运河设置最早的钞关之一，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于宣德三年(1911)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钞关。其他钞关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关停。

会通河临清段地图

会通河临清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2日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四十六个世界遗产项目。列入大运河遗产段的会通河临清段全长八公里，包括两部分，南段为明运河(俗称“小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头闸(板闸)，共六千八百米，河道走向未发生变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态保护良好;北段为元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闸，共一千二百米，河上有元代临清闸、会通闸和隘船闸，还有月径桥、天桥等历史建筑，历史文化信息十分丰富。

临清的桥闸

会通闸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乾隆《临清州志·卷三·城池志》记载，明清时期，临清卫河上有广济桥(系浮桥，明弘治八年兵备副使陈璧创建)、德绍桥;南支有弘济桥(明成化间巡抚都御史翁世资创建);北支有通济桥(弘治间兵备副使陈璧建)、永济桥(俗名天桥，成化二十年临清知县奚杰建);鳌头矶东有鳌臂桥(康熙间僧人莲峰建);砖城西门广积门外有广积桥(门、桥皆因广积仓名，康熙间改名广济桥);中洲有鹊桥(因禽鸟市场在此而名，排雨水入卫河);其南有狮子桥(明隆庆间州人王勋捐资建)等，上述桥今均不存。

临清运河古桥今存三座，皆位于会通河北支元代运河故道之上，名为问津桥、会通桥、月径桥，清代俗称“玉带三桥”。

临清运河古闸现存两座，一为二闸，一为戴闸。这些桥闸均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闸

元代在临清境内会通河之上建有临清闸、会通闸、隘船闸、魏家湾闸、戴湾闸等闸。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初一日始建入卫口之“临清闸”，十月二十九日竣工。元贞二年(1296年)建会通闸，两闸相距约一公里，以柱石白灰为底，以临清特有的城砖筑墩，左右延以雁翅，两墩中间开槽嵌入闸板以节蓄泄，引送上下航行之漕船。

会通河修成初期，按规定只允许一百五十料以下(当时一料相当于六十市斤，一百五十料约重四吨半)船只通行。后来，那些有权势的人和富商大贾们，为了多装多载多赚钱，竟然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大船在会通河中行驶，经常使河道堵塞。为此，在运河上修建隘闸以限大船。元英宗延佑元年(1314年)，在会通河北端临清、济州河南端沽头、金沟各修建隘闸一座，“隘闸宽九尺，以限制二百料以上大船行驶。但是，一些贪婪之徒，为获取高利，船的宽度不变，竟然把船加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在隘闸下方树立了测量船只长短的标志。如有长船，立即限时迁出。采取上述两项措施后，才限制住大船在运河内行驶。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会通河南支开成，临清隘船闸遂废。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与万历年间(1572-1619年)，为了方便原会通河北支两岸的交通，又把临清闸与会通闸借墩筑拱，改建为桥，分别名为问津桥和会通桥。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商人邵以枢又在问津桥与会通桥之间捐资修建了“月径桥”(俗称“鸽子桥”因此处系禽鸟贸易市场而得名)。这三座桥仿佛会通河北支的三条玉带，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景象，时人便称此三桥为“玉带三桥”。“玉带三桥”均为单拱桥，砖石结构，由桥身、桥墩、雁翅等组成，现保存比较完整。

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会通河南支建闸两座，分别名为南板闸、新开闸，也名板闸、砖闸，俗名头闸、二闸。南板闸“为北接卫河之口。闸河至此，势弱流缓而卫河流浊势盛，故于其间，栉比置闸，以防闸河之北出，又以防卫河之南溢也……漕舟入卫河，始无启闭之阻，安流以达天津矣”此系会通河入卫河之处，堤坝高峻，卫河水枯期，会通河道高悬于卫河之上，卫河水丰期，浊流常倒灌会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头闸口仍有拖坝之险。所谓拖坝，系因会通河南支河底高，卫河水低，“板闸(头闸)口正汶、卫两水交汇之处。每岁三四月间，雨少泉涩。汶水既浅，卫水又消，高下陡势若建瓴。每一启板放船，无几水即尽耗，漕缺陷舟多阻。宜于闸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设筑土坝一座，中留金门，安置活板，如闸制然。将启板闸，先闭活板，则外有所障，水势稍缓，而于运艘出口易于打放。卫水大发，即从拆卸。亦权宜之要术也”。水少时，船均由坝上拖过，俗谓之拖坝。拖坝之时，用壮夫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每次拖坝，漕船折毁者颇多。及至回空，由低而上，牵挽更艰。兵部尚书刘天和、总河万恭、潘季训等对此多有考察，提出治理意见。船工们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个弧形行船路线，视卫河水流速大小而行，下行放船时不致倾覆，并在河西岸立一“冲我来”石碑，标示出行船方位。现头闸已不复存在，只有二闸保存完好。

戴湾闸建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与明代永乐十五年所建的二闸相距104年，但两闸的形制及规模大致相同，都由墩台、雁翅、石防墙(已毁)组成。闸门长6.7米，闸墩长13.4米、宽10米，闸高5.6米，闸墩上下游两侧筑雁翅13 -17米长，闸墩与雁翅分别砌成锐角，左右向上下游展开，使闸孔与正河之间从收缩到扩展形成一个过渡，使水流的流线不致紊乱，尽量减少水流对闸墩的破坏力和保障舟船航行安全，非常符合流体力学的原理，很有科学性。闸体由1.3米×0.4米青石砌筑而成，条石与条石相接处凿以燕尾槽，槽内由铁汁浇灌相牵，浑然一体，坚固持久。闸槽由八块杉木闸板提落调节水位，以节蓄泄，保障运河漕运。戴湾闸今仍矗立在临清市戴湾乡戴闸村的运河之上。

永乐九年(1411年)开会通河时，卫河水决溢上命宋礼兼治。宋礼以会通河引汶水北上汇卫河，恐卫河水量增多，建议于临清之享魏家湾开两小河，置闸(称减水闸)，卫河水多时启闸分流之。至景泰五年(1454年)徐有贞治沙湾，于会通河上又修减水闸多处，改魏家湾闸为六空闸。后只用第四空为减闸，第五空为滚坝。至成化八年(1472年)于魏家湾以北十余里处增建李家口减水闸。

永乐十五年(1417年)，会通河水闸建成，以闸之启闭调节水位与水量，在汶上至临清高低相差九十尺的三百里水路上形成多台阶式的河道，每阶之间变成一个大水柜。通漕至临清时，关闭头闸，北往的漕船鱼贯进入闸河;然后开启头闸，关闭二闸，使水位降至与卫河持平，漕船转入卫河。南去的漕船再依次进入闸河，然后关闭头闸，开启二闸，使闸河水位升至与运河持平，漕船转入运河。这样，确保了漕船的顺利通行，“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舳舻相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江南的漕船又可直达通州了。那时，每年通过临清转输漕粮三四百万石，最多时达五百万石，十倍于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