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这项千秋工程——全国政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双周协商座谈会综述
由京杭、隋唐、浙东运河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发年代最早、空间跨度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运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2017年曾两次作出重要的指示、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今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政协委员呼吁借《规划纲要》之机对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座谈、协商,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推动《规划纲要》的落实。
5月24日上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十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围绕如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12位全国政协委员及专家学者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见建议。
此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先后三次赴山东、江苏、河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还组织政协委员召开多次研讨会,与有关部委进行了会前协商,并录制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短视频。同时,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委员们也是踊跃发言、讨论热烈,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落实好《规划纲要》积极建言资政。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大运河沿线有8省(市),包含40多个市区县、50余处遗址和40多个古镇及文化遗产项目,这样庞大体量的线性文化遗产,需要进行整体性、抢救性、预防性保护,构建继往开来的璀璨文化带。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能够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然而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大运河主题博物馆的文物展品匮乏、展览内容单调重复、缺少吸
引力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都是源于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够。”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认为,目前对大运河文化遗迹遗物和文献档案资料的“家底”还未摸清。
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目前,大运河沿线的重大遗址遗存和所涉及到的文物,经过国务院有关单位的普查,已经基本弄清。但相关档案、文献以及民间资料,分布于各个不同部门、图书馆、大学、机构甚至是个人,涉及面很广,客观上来讲“摸底”难题很大。“下一步会考虑对于大运河整个沿线文物数据的收集、整理,确确实实纳入到工作日程上来。”刘玉珠说。此外,国家文物局对已经发现的或沿线博物馆已有的文化遗产,怎样更好地向社会开放,会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
《规划纲要》遵循“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大运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思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张廷皓通过多次调研,发现运河沿线各省市各部门虽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很高,但与《规划纲要》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比如,大运河沿线重要历史文化名城聊城,不经批准恣意拆建;镇江宋元粮仓遗址完整发掘后,大部分遗存被住宅小区建设破坏,致使该处重要遗址无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淮安发掘出大运河故道的明代初年板闸遗址,由于不能列入世遗名录、也未纳入国保范围管理,四年来一直回填保护,无法建成考古遗址公园……”张廷皓举了许多例子。他认为,由于历史以及其他原因,大运河遗产和文物的考古学认知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综合研究的效果。
由此看来,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监测和监管,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发改委、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资源共享,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
当然,大运河不仅包含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遗迹,更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被挖掘、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有运河沿岸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说。
“这几年在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我们既有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很现实的挑战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李金早说。
刘奇葆认为,与多数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文化遗产有其特殊性:一是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二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布不是一个点、一个面,而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巨型带状大遗产。三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今天总体上仍在使用,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是守成的静态保护,而应该是积极的活态保护。这种活态保护,既包含科学保护,也包含有效功能延续和合理利用,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更高要求。
■“水”是命脉是基础
《规划纲要》提出,在扎实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科学配置和优化调度水资源,重塑大运河“有水的河”现实载体;同时,在大运河文化带的主轴和具备条件的其他有水河段两岸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构建山水秀丽的绿色生态带。
在调研中,委员们看到运河水的现实情况是:黄河以北运河除城区景观河段外,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黄河以南运河河段水质普遍较差;运河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环境、生态等多功能的冲突不断出现;运河水工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在力度深度广度上都不够。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首先要做好水这篇文章,将大运河打造成有水的河、清水的河、有价值的河、有文化内涵的河。”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朱程清建议,加快提升南水北调东线输水能力,优先保护水资源,统筹发挥水功能、规划好大运河在当代的使用价值,同时保护利用水工遗产,将水工文化与航运文化、历史文化等进行深度融合。
沿线河道淤积富营养化严重,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违章建设、违规排放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都时刻在提醒我们,加强河道保护和生态修复刻不容缓。
委员们认为,运河“河长制”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制度,在大运河沿线各个省市地区,“河长制”已有了全面覆盖。“大运河各级河道河长要有名有实、责任到位,形成‘一河一策’综合整治方案。”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说。同时,他建议明确水质和大气质量的达标要求,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分地域、分阶段、分标准实现有水、通水、通航。
“大运河沿线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涉河事务部门和单位,适时普遍地开展《规划纲要》的学习宣传活动,努力营造学习贯彻《规划纲要》的浓厚学习氛围和良好学习环境,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规划纲要》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中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孙庆聚建议,大运河沿线各地党委、政府都应结合大运河岸线自然生态的保护修复优化,把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把大运河还给人民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把某些古镇整体买下来,把原来居民全部迁出或安置到镇外,然后引入商户进来经营。这种模式不仅破坏了历史城镇的真实与完整,不利于相关文化遗产和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也没有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中国大运河畔,建起了“欧洲风情小镇”?这并非玩笑,而是调研中委员们发现的真实情况。此外,委员们还注意到,运河沿线古镇古村存在规划设计重“物”轻“人”、功能业态重“客”轻“主”、文化挖掘重“硬”轻“软”等现象。
“比如,仿古街区雷同、一些仿古建筑与当地运河古镇风貌并不协调;基层政府期望以古镇古村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过度注重旅游功能开发;村镇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严重滞后,百姓与运河的情感联系日渐淡漠。”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金永伟举例说。
要改变这些现象,金永伟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指导力度,确保《规划纲要》在地方落实过程中不走偏;古村镇的保护展示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意愿,重新建立起大运河与村镇居民的血肉联系;鼓励沿线百姓自发地参与,让运河的传说故事、绝技绝活、风味美食、民风民俗重回民众日常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成认为,随着清代以后大运河实用功能的消退,大运河的历史完整性即已不在。这就需要通过文创产品等手段复原运河的曾经模样,讲好运河故事,唤醒运河文化记忆。“目前,大运河文化创意产品从设计研发到制作营销,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其整体水平亟待提高。”他说。
“要进一步发挥特色小镇的作用,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机融合。”杜卫委员建议以历史经典产业、时尚文创等特色小镇为载体,推进运河沿线的中华“老字号”保护传承和时尚文创产业发展,同时,构建“大运河特色小镇联盟”,加强旅游资源与线路的跨区域整合。
杜卫委员在浙江调研时发现,随着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浙江段沿线集聚了70余个以茶叶、丝绸、湖笔、黄酒、书法等历史经典产业和时尚、信息经济、旅游、金融等产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成为浙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载体,为大运河浙江段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赋予了浙江大运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谈到长城旅游马上想到八达岭、居庸关、慕田峪等;说到遵义、井冈山,立即想到红色文化旅游。谈到大运河旅游,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大运河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内涵建设有待开展,运河文旅融合影响力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声名不相匹配。”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说。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表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规划纲要》重要的思想和要求,从推动落实的角度,要深化重大工程的研究和实施、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实施一批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加强标准的谋划和制定。
虽然大运河要达到长城、长征的“响亮”程度,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委员们相信,假以时日,它会以一个惊艳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刘奇葆副主席表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人是中心是根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古镇活化、旅游开发、产业发展等都应紧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忘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着力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把大运河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