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大运河怎么建设、怎么展示？

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阐释和展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9月24日，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京杭对话”活动期间，组织了一场以“数字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主题的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

一起来看下对于数字大运河，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何高见？

“数字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主题论坛中国经济网李江涛/摄

大运河的价值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廷皓表示，我们的大运河体现了人类农业文明中，水利方面最高的工程水平。他还指出，满足当时人们的功能需求是文物的初始价值。随着初始价值的消失，其价值变成其他的功能要求，即说明历史的要求、说明人类文化成果的功能。

关于数字大运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晓刚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下，运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为大运河这样具备历史人文经济综合价值的大IP做好赋能，正当其时。

王晓刚表示，数字化技术能让文化遗产重焕生机，有力推动了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在他的设想中，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大运河的老照片修复成高质量的照片，通过大数据恢复大运河沿岸古建筑当年的场景；可以开发出更智慧的导航，串联起大运河沿途各城市和景点，并实现基于游客偏好而进行的个性化内容推荐；还可以通过情景化、沉浸式的传播模式，形象生动展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和未来，让运河流淌到每个人的眼前和身边。

同时据了解，新技术的引入，也为大运河文旅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特别是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当下，“互联网+运河文化”助力大运河IP活化，增强了大运河的生动性和表达性。

没有需求的分析，是误导还无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主任，赵云研究员从文物监测的角度，介绍了大运河遗产监测的国家级总平台的情况。

大运河文物监测预警总平台由监测预警、基础数据库、专项监测、年度报告、定期评估和地图支持等构成，其中监测指标体系共有大运河总体情况、本体、影响因素、保护管理等4大类70个监测指标构成。遗产地平台由档案资料、监测管理、预警处置、评估决策、公众参与等部分构成。

同时，她也指出目前当下大运河保护中的存在一些问题：一，不管是市级层面还是省级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通过规划认定的大运河遗产很多没有纳入文物保护的体系。二，遗产地保护利用水平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很突出。在投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经费中，有的遗产地去年达到20个亿以上，有的遗产地只有人员方面的支出10万元以下，同样是大运河遗产点，水平是相差非常大。三，实际工作中重新建、重整治，轻管理、展示、维护和研究。四，开发压力大，河景房项目较多，建构筑物侵占河道。五，拆真建假，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是有偏差。

如何解决呢？赵云也分享了自己对大运河遗产数字化工作的建议。她表示，大运河是一个系列遗产，整体性是其最核心最重要的，要首先立足于阐释和传承大运河整体价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其次是强化需求分析，如果没有一个很细致的需求关系，没有明确目标的采集数据，最后会产生误导，而且这些数据都是没有用的数据。

针对有一些地方谈到的过度监测问题，“遗产地都这么做肯定有问题，但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来说不存在过度监测问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朱武教授表示，对世界文化遗产还要探索出方法手段来进行监测，对监测概念可能要有所调整。

数字化创作和呈现也有负面

物有两面，用数字手段展示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数字化的呈现如果没有文物作为一个基础的载体，那其实它的派生品就有很多不科学的或者臆想出来的东西。”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黄雪寅在论坛上就“大运河文化的多维度展示与解读思考”这一题目分享时表示，应尽可能避免给观众带来负面的数字化产品创作性产品。

为此，她建议，一，对已经掌握的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和研究。二，对现存的散落在社会当中北京地区大运河文化遗存和口述历史这些文化资源的收集和整理。这个收集不仅仅是考古，包括散落在民间、和京杭大运河的沿革和历史相关的，恰恰能补充大运河考古之外的不足。三，对大运河文化在北京的影响力与地域文化交流的影响力研究与保护。大运河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线性且不可分割的文化。各个区域的大运河是密切相关的，独立的单体研究北京的大运河是绝对的片面的。四，对发展中的北京地区大运河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资源保存。因为运河是流动的，运河文化也是流动的。大运河文化在北京当下以及未来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可能是业界研究大运河文化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博物馆如何多维度展示大运河？黄雪寅特别介绍了口述历史和藏品的“危险性”。她指出，口述历史中的内容很多，如果大运河文化在口述历史上能够做的很好。她还表示，文物行业其实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遗产守护者，故博物馆是“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们能够控制故事的讲述，引导非常重要。

在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中，北京尤为引人注目。“大运河文化与北京历史文化的关系要大讲特讲，我们目前工作做了很多，但是要真正解读好大运河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的关系，一定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它是首都北京和全国文化血脉关系的体现，也是重要的文化标志。”黄雪寅说。

阐释的重点是启发

其他国家的运河是如何开发利用呢？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传媒博物馆、校史馆馆长潘力在论坛上分享了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运河文化走廊的案例。

据介绍， 19世纪初，该运河连接了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承载了两个世纪的交通运输的作用。随着整个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运河已经成为过往辉煌的一个象征。1984年，伊利诺州包括密歇根州运河被确定为美国的第一个遗产区。2006年又确定了一个运河走廊协会的实体协调的组织。2011年，运河走廊协会完成了整体的规划，并列出了六大关注领域，即：边界、保护、教育、遗产、娱乐和旅游。

从其官网的体验项目来看，它已经具备了儿童运河探险收集护照、少年的游侠项目、运河的骑行项目、运河的游船观光项目、户外运动包括水上运动等等。

潘力指出，上述走廊案例中美国对运河项目的阐释是十分符合实际。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国度，将运河遗产开发成一个探险者天堂。从探险的护照、少年游侠项目等都体现了它自己国家精神的一种阐释策略。

“阐释的重点是启发。”潘力引用博物馆阐释的开拓者弗里曼希尔登的话进一步分析什么是阐释。结合大运河的阐释，他表示，在受众看到运河展览的时候，根据所见所闻所感反思环境的问题，反思经济的问题，反思人文的问题，那就说明阐释真正有效果。

其次，阐释还应调动受众的个人经验，有一种冲动的参与，让地方感历史感个人经验结合。同时，潘力表示，作为大运河文化带阐释的对象，可以使用数字方式进行展示，展示只是阐释故事中的一个元素一种方式，重要的内容还是要构建大运河文化带的阐释系统，搭建数字化的阐释平台。

紧扣本质、当代视角

“一方面我作为主动的传播者，我也希望有我需要传达的内容，我也站在传播者受众的立场上。同时也要站在传播者受众的立场上考虑，什么样的情境下，什么样特制人群，接收信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预设立场，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群讲不同的故事。当我们站在传播立场重新考虑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视角和最终呈现的方式可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交互媒体艺术设计研究所所长张烈副教授就《遗址展示中的艺术与科技》题目分享时表示，内容没有和当代的话语体系没有和当代审美结合起来，这个故事可能讲的就并不精彩。应该要用当代人的视角，重新挖掘其中的一些故事。

张烈指出，文化遗产有非常重要的特征，它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物，尤其是遗址地，有实在的一些空间。“为什么南方的园林是那样一种布局，北方的院落是那样一种结构，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精神内核，蕴涵着中国人内敛的价值观念，通过空间的方式建立了人与天地、自然、城镇等外部环境之间的多种对话关系。”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文物局会同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通州区人民政府和中国传媒大学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