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大运河与通州“抗疫”

清末民初通州燃灯塔旧影

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也占有一定的篇幅。比如《通州志》记：“万历十年（1582）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连至亲都不敢去探望，由此可见这次瘟疫的“惨烈”。

翻阅史书可以发现，大凡通州地方志书所记载的瘟疫，北京志书中也有相关记录，而北京志书中记载的内容，也往往会提到通州。比如《通州志》记载了一次瘟疫，“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大疫，名曰疙瘩病，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这次名为“疙瘩病”的瘟疫，是明末史料中常见的瘟疫，而且危害非常大。根据研究，“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患者的身体肢节间会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只要一人被感染，全家都会被传染。

在史料中，崇祯十三年、崇祯十四年都有疙瘩病的记载。每次出现这种烈性传染病时，“人死十之八九”。当时李自成的起义军里也出现了“疙瘩病”，时人记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因为传染性强，崇祯十六年通州所记的“疙瘩病”，不可避免地也出现在昌平、河间等地方志书。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记载了一次瘟疫，“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康熙版《通州志》），而同样是康熙十九年，《清史稿》记载了苏州的一次瘟疫：“正月，苏州大疫。”一个是北方的通州，一个是南方的苏州，虽然相隔千里，却在同一年发生了瘟疫。这次相隔千里的疫情或许存在某种关联：大运河。

为何这么说？翻开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在关于瘟疫的记录中，瘟疫发生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人们想当然以为的自然条件恶劣的边鄙烟瘴之地，反而是人口流动最多的繁华地界。

元、明以来有瘟疫历史记录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发生瘟疫最多的城市，多是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密集，人口规模巨大。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码头，各地供给京城的物资以及随行人员、商贾等，几乎都要在通州中转，因此，如果一地发生瘟疫，传到通州的可能性极大。比如康熙十九年的那场瘟疫，从时间上来看，苏州是正月发生瘟疫，通州在春夏之交便发生了瘟疫，虽然并没详细的史料说明通州的瘟疫来自苏州，但这两处疫情的地点和时间，的确因为大运河有了某种关联。

再有《民国通州志要》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州霍乱流行”，当时的《大公报》记这次霍乱“始发于塘沽”，可见这场瘟疫是由天津传到通州的，虽然此时大运河的漕运已经几乎废弃，但因通州与天津的距离非常近，且通州仍是中转之地，也因而被传染。

那么中国古代是怎样防控瘟疫传播的呢？古代称瘟疫防控为“降疫”，所采取的手段居然和今天相差无几：那就是隔离。针对疫情传染的特性，阻断反应几乎是下意识的。《汉书·平帝纪》记载，汉朝对待瘟疫采取防控措施，便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也就是专门腾出空房来隔离，在相对空旷处临时设置“疠人坊”，这是中国针对瘟疫采取“隔离”措施的最早记载，后世历代沿袭。

采取隔离措施之后，就是对病患的救治和环境整治。比如《析津志》记载：金朝海陵王筑金中都，因时逢夏季暑热，人多劳苦生活条件又很差，最终导致瘟疫暴发。当时的海陵王是怎么处置的呢？《金史·张浩传》记：“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也就是说，发生瘟疫时征调各地“医户”支援疫区，而且还根据救治效果给予赏赐。

古代的医学没有现代发达，但古人也直观感知到了环境整治对“降疫”的作用，那时人们认为引发瘟疫的主要是“瘴气”，而瘴气的根源则在水源，以古代北京地区为例，每遇瘟疫流行，便对“井窝子”（卖水的水铺）特别管制，对吃用水井加封井盖，为防止老鼠及其“病瘤”（即病毒或病菌）落入，同时还要清理城中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滞留的脏水。这些办法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病毒或病菌的传播。

作为京畿重地且人流密集的通州又是怎样面对瘟疫的呢？在瘟疫的预防监测上也比其他地方更多程序，清朝刊行的《海录》中规定，海外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要接受检验检疫，“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这还是海外船只进入港口，再通过运河登岸通州，检验检疫也会更加严格。

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漕运北端码头，历史上在对抗瘟疫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通州迎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时代，通州地区的人口流动更多，城市规模也会越来越大，这将为通州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风险，通州，准备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