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北京8月25日讯(记者 宋柏霖)日前,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圆满落幕,为期12天的盛会为世界打造了一场青春欢乐的嘉年华。在开幕式的点火仪式、国旗入场和文艺表演环节中,中国传媒大学青年爱乐乐团演奏的《命运汇聚》、《国旗入场》和《青春友谊圆舞曲》三首乐曲华丽奏响,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与艺术素养。而在这些乐曲的背后是音乐家们用汗水突破的一个个技术难关,倾情完善的每个艺术细节。为此,中国网记者采访了此次大运会开幕式的音乐主创成员之一我国青年作曲家郑阳分享此次创演活动的经历及多年来的作曲心路历程。
青年作曲家郑阳
中国网记者:作为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中《青春友谊圆舞曲》音乐的改编创作者,您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展示怎样的艺术内涵?
在大运会开幕式音乐曲目排练现场
郑阳:作为刚闭幕不久的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音乐主创成员之一,我感到万分荣幸。回顾起参与此活动的全过程,真可谓精彩纷呈、跌宕起伏、印象深刻。由于前期筹备过程正处于疫情期间,所以曾两次延期。在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特殊拉锯战中,创演计划和方案经历了无数次的调整变化,回顾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诸多创演任务,此次的波折之多前所未有。
大运会开幕式中的文艺演出环节经过多次压缩,最终,曲目与时长都以极其凝练的状态呈现。所以,我为本人负责改编创作的第三首作品(也是本环节的最后段落)《青春友谊圆舞曲》能够精彩呈现深感幸运。这首作品展现了全世界青年欢聚成都、追寻理想、交流友谊的热烈盛况,时长约4分半。其音乐改编创作的整体构思与理念,是将经典音乐元素与全新原创音乐元素有机融合与发展。其中,“经典音乐元素”是引用著名作曲家关峡老师经典歌曲作品《为祖国干杯》的主题旋律,并进行充分交响器乐化改编、发展与再创作。使这条脍炙人口的旋律在能够显著调动起大众熟悉耳音听感的同时,更赋予了其一种新颖的时尚感与青春活力,让人感到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在全曲结构中还包含着很多的“全新原创音乐元素”内容,这些新创的音乐材料与经典音乐元素之间形成了丰富的逻辑关系。它们时而呼应对答,时而衔接扩充,时而穿插过渡,时而对比映衬等。在经过充分的发展演变之后,二者最终形成了融合统一的新面貌,随后进入全曲尾声并将音乐推向了情绪与色彩的顶峰,并将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华丽收束!
中国网记者:在您从事音乐创作的这些年中,还参加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重要大型创演活动?
郑阳:还曾受音乐总监——著名作曲家关峡老师之邀,参加过很多令人无比难忘的重要创演活动。例如在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最忆是杭州”大型水上情景表演交响音乐会中,我当时负责改编音乐会的第三首曲目《美丽的爱情传说》,这也同样是一次将中国传统越剧、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经典元素与新元素的创新融合。再例如在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扬帆未来”文艺晚会中,我负责的段落为第四篇章《海潮》中的《月亮月光光》。这首作品是对广泛流传于闽南及台湾地区古老童谣的改编、发展与再创作。其深刻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最终以古筝独奏、童声合唱与交响乐队的形式新颖呈现。
通过对比多项曾经参与的国家级大型创演任务,我所负责改编创作的作品都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为中国传统、经典元素与新创元素的融合体,通过实际效果充分证明了这样的创意理念是非常恰当并成功的。虽然在国家级大型创演活动的创作任务中,大多都要攻克严格“命题作文”的重大挑战,但在此工作过程中能够得到的收获与提高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拥有了与众多艺术领域的顶级专家们(包括导演、文学、音乐、舞蹈、舞美等等)互相交流学习的宝贵机遇,所以对于打开艺术视野、扩充知识结构、增强思维立体性,以及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等方面,都发挥出显著效能。通过相关实践经验使我感受到,当作曲家在恰当的时机“跳出”单纯的音乐空间,通过汲取综合艺术、文化,乃至更广阔的非艺术领域中的丰富营养来反哺于自身专业时,将带来全方位的历练与提升,对于作曲家的成长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网记者:您是如何开启音乐学习之路的?
郑阳:我有幸成长于音乐世家,祖父母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曾作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文艺战士。父母与其他长辈,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基本都从事音乐事业。但在我小时候,我并没有被要求进行严格的音乐训练,而是接受了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积累。长辈们更为注重我综合能力、知识与兴趣的培养,且我还拥有十分充裕的娱乐时间。所以说,我确实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幸福的童年,这对于我的性格与思维塑造起到了深远影响。
到了初中阶段,我突然自发地开始凭借灵感与直觉尝试创作各种音乐。这个现象引起了家人的强烈关注,所以就带我赴沈阳音乐学院拜访了作曲理论界的老前辈刘学严教授。通过了解,他认为我是个好苗子,于是,我就在就读普通高中的同时,开始系统地努力学习作曲理论相关知识与音乐技能,最终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与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秦文琛教授
而进入本科之后,才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正如刚才所说,在高手云集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我的入学专业程度在同班同学中明显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所以,在大学的前两年中,我的状态都是相当缺乏自信的。之所以后来我能够实现蜕变,则要深深地感谢我的主科老师——著名作曲家秦文琛教授。从我入学第一天起,秦老师就敏锐地感知到了我的心理问题。他特别将我的专业小课安排在每周上午的最后一位,课后便带我去吃面条,与我聊天谈心。就这样,我的心中枷锁被逐渐化解,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如今回忆起来,更加能够体会到秦老师的用心良苦。
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叶小纲教授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我不断攻克重重难关,高效率地学习专业知识、修炼专业技能、领悟专业思维。从大三开始从量变到质变,我的专业水平奇迹般地实现了突飞猛进,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并一直保持了下去,我的作品也陆续在国际国内各类专业作曲比赛中斩获重要奖项。与此同时,秦老师向我人生中的又一位重要贵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叶小纲教授推荐了我。叶老师也发现了我的潜力且肯定了我的才能,同时开始给予我全方位的指导与支持,并使我获得了更多展示与实践的宝贵机遇和平台,加持我不断实现飞跃式发展,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极其难得且至关重要的。两位老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能够得到他们的真传与提携,是我莫大的幸运。
中国网记者:您认为您的作品有什么比较显著的音乐特点吗?
郑阳:虽然我不同的作品也拥有着不同的特点,且不断在新创作品中延展与突破自己,但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内在共性。我较善于以形象或抽象的画面、色彩、戏剧等因素作为切入点获取音乐灵感与结构逻辑,所以在表达和描绘内容意向、哲学思想、感性抒发等时,音乐效果也往往具有强烈的画面感、色彩感和戏剧性。此外,音乐张力强大、变化丰富绚丽、气质棱角鲜明等,也是各界在对我作品的广泛评论与反馈中,经常提到的创作特色。
众所周知音乐是最为抽象的艺术,其没有指代性和语义性。我创作特点中的重要优势之一,便是努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音响世界的可塑性与叙述性,显著提升音乐的代入感,极致地调动听众的联想与联觉,从而引发强烈的思考与共鸣,获得新颖的审美体验。
中国网记者:民族交响诗《大运河》作为我国首部有关大运河题材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在上演后广受业界好评,能否分享一下您创作的心路历程?
《大运河》首演谢幕
郑阳:民族交响诗套曲《大运河》是北京演艺集团、北京民族乐团的委约作品。创作过程耗时一年,并于2021年9月10日由著名指挥家谭利华老师与北京民族乐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成功首演。这部作品长达80分钟,共由八个乐章组成,是我迄今为止所创作的规模体量最宏大的重要代表作品。其不仅是对于音乐整体驾驭能力与艺术积淀的一次综合检验与挑战,更使我获得了能够将个人在民族管弦乐领域的创作理念充分施展与尽情发挥的绝佳机遇。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李长军老师,他敢于启用民族管弦乐领域的年轻新人来独立承担如此艰巨而重大的创作项目,彰显了非凡的魄力与格局。
《大运河》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按照单纯的时间或空间脉络进行设计,而是以高度提炼升华的逻辑进行构思。内容不仅囊括了大运河全段(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历史变迁、漕粮运输、交通商旅、水利工程、艺术传播、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浩瀚内容,同时站在更大格局之上引申至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链接。其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与界限,既充分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璀璨,也彰显出为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大运河》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营养,同时广泛吸纳与有机融合各种风格、技术、理念等,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创新艺术表达。
在创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和常规的民族管弦乐创作技法与思维,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艺术理念来构建音乐。力争在创作风格、结构方式、配器效果、和声运用、演奏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迄今为止,通过大规模的作品专家研讨会,包括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音乐周报》等各类重要媒体与报刊发表的音乐评论文章,以及各界的积极反馈与作品上演、获奖情况等,充分证明了《大运河》作品的文化意义、艺术价值。
不久前,《大运河》入选了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作品资助项目,和2022-2023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时代交响——中国交响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并刚刚结束了第一轮全国巡演。其中,最为震撼的便是6月23日于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由全国八省市民族乐团超130人编制的联合音乐会。在音乐厅中,这样的规模与形式是在我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历史里史无前例,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通过一部作品能够把大运河流域多省市联系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首《大运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音乐作品范畴,更成为了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全国巡演过程中我们还惊喜地发现,有一批《大运河》作品的忠实粉丝不远万里奔赴各地,只为再领略一次现场音乐会的效果。大家对于我作品发自内心的喜爱与认可,就是对作曲家最大的褒奖和鼓舞。
中国网记者:您为何选择用中国民族管弦乐的体裁来创作《大运河》这部作品?
郑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而中国民族管弦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独有载体。所以,用它来展现大运河文化是非常契合统一的,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目前正处于开拓与发展时期,存在着非常广阔的挖掘和探索空间,这对于当代作曲家群体来说无疑是一个弥足珍贵的黄金机遇期。既需要潜心研究与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精髓,也要开拓思维、擅于借鉴、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源于独有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沿革,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中的乐器构成,在音色、律制、技法、气质等方面都与西洋管弦乐队截然不同。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不仅在音色可能性与个性的丰富度方面特色显著,同时也完全具备驾驭和声性、多层次、复杂化、多元型作品的表达资质与能力。随着音乐家们在作品文献、创作理念、技术发展等方面的不断扩充与探索,中国民族管弦乐相关体系将会持续发展完善,成为一个生长于中国优秀文化的经典音乐艺术表达载体。在此平台之上可以承载无限广泛风格、文化、技术与内容的实践与发挥,这不仅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艺术文化的极大丰富与扩充。
中国网记者: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与学习的音乐内容,很多是西方体系的音乐知识与理论,请问您是怎样结合西方音乐创作手法来表达中国音乐特有的艺术内涵,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呢?
郑阳:作曲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比如在学生时代,对于古今中外音乐历史中所产生的纷繁创作风格与技法,通过研读文献、模仿写作,以及有针对性的技术训练与实践等途径,进行高效了解、学习与掌握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当作曲家逐渐步入成熟期,就应当从侧重于技术的状态,逐渐关注并回归于音乐内涵与艺术审美表达的本质。根据音乐内涵与艺术审美表达本质的需要,来灵活合理地选择与运用恰当的技术手段,进入由内至外、由本质到现象的有机创作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努力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音乐风格与道路,这也是产生音乐艺术精品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如果想在作曲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创风格与路径,绝不能困在本专业范畴之内闭门造车。而是需要拥有立体的知识结构、全面的文化修养、强大的感性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等。当这些因素与作曲本身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时,才有可能领悟理性完美辅佐并结合于感性的创作境界,从而实现真正的个性化艺术表达。
而且,身为中国作曲家应该深刻地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丰富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营养,再与自身所掌握的一切作曲技术与理念有机融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开阔思维,勇于创新。中国风格其实也并非指狭义的五声音阶素材或明显的民族民间音乐符号,而应是具有中国文化内在气质、气韵和美学思维的作品,以更高级的维度与更立体的格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记得在2014年,我斩获了美国巴洛基金国际作曲比赛“冠军大奖”。当时,我提交了两首作品,分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武侠文学内容的交响乐作品《千里》,以及西藏主题的大型室内乐作品《卡若拉》。
这两首作品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世界范畴作曲技术理论相结合的作品。进入决赛环节时,各国的专家评委通过谱面的表述与音响的实际效果,被其中所蕴含的独特中国文化气韵与个性风格,以及开阔的世界性艺术表现格局所打动。最终以高出第二名整6分的优势,赢得了此赛事唯一的“冠军大奖”。这个例子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此理念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坚定了我坚持不懈的信心。
中国网记者:作为我国知名的青年作曲家,您认为音乐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中有哪些特殊作用?
郑阳:我认为音乐是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从古至今音乐无国界,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和财富。正是因为音乐艺术的特质最富有抽象性,所以其发散联想性和多角度理解性的独特优势更为凸显。同一首音乐作品,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带来不同的感受、答案与思考。音乐如同一种万能媒介,能够实现一种和而不同的奇妙共鸣,以丰富的精神力量与和谐的表达姿态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推动国际文化深入交流。
另一方面,西方音乐几百年来发展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会面临一种“饱和瓶颈期”,此时的世界音乐环境急切需要新颖的音乐思潮与理念来支持世界当代音乐的发展。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此时的中国当代音乐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与发展,正处于充满青春活力、迅速蓬勃发展、潜在能量无限的崛起时代。中国作曲家群体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创作出的独特音乐作品,必将会引发全世界瞩目东方。
身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好时代,中国作曲家们幸运地迎来了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期。因为其承载着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为世界音乐艺术文化扩充与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使命。